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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思考 -----以叶女士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为视角
来源: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王丽芳   浏览次数:2926   发表时间:2018-01-13 14:15

    回顾法律条文,关于无权处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从效力待定(合同法51条)→善意取得制度(物权法106条)→合同有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演进,无疑这体现了我国理论深入的研究和法治的进步,但不考虑法律位阶的效力层级问题,不考虑我国目前关于独立物权行为理论尚未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机械的将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割裂,债权合同有效但物权不变动的观念放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当事人来说仍需一段很长的认知路程。

    一、基本案件及问题的引出涉讼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伍某某、易某哥、易某弟三人,房屋所占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伍某某。伍某某育有二子,分别为本案的易某哥、易某弟。易某哥为台湾居民,长期居住在台湾,2002年,伍某某去世,生前未立有遗嘱,也没有发现与他人签订有遗赠扶养协议,两继承人至今未对涉讼房屋进行分割。2007年2月6日,易某弟与叶女士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易某弟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叶女士,约定交清房款后易某弟需立即把该屋《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交给叶女士所有,该协议书上并无易某哥的签字或者盖章。此外,涉讼房屋在《房屋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易某弟已交给叶女士使用至今,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直由易某弟保管至今,未交给叶女士。易某哥以涉讼房屋为共有财产,易某弟无权处分为由于2013年2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以民法通则第五条、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民通意见第八十九条判决《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检察机关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为由提出抗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对于本案的最终结果,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判决易某哥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反之即是房屋转让协议有效,但房屋无法变动,即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有效,但目的行为的物权无法变动。对于叶女士来说历尽讼累无非是为了得到房屋,对于易某哥来说最终物权不会变动简直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和自身的人力、物力,这一诉讼看似保护了真正权利人,确保了第三人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惩处了处分人,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赢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出台无论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掀起了一股讨论的浪潮,随着实务经验的积累、理论研究的深度都必将推动法治的进步,法律功能的越发细致精准,然而一味的追求娴熟的理论,忽略了法律所必须的实践孕育土壤也不能开出胜利的法律之花。   
    二、无权处分合同的基础分析无权处分,顾名思义,即没有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而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一般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指行为人没有所有权而处分,一种是指行为人虽享有所有权但对物的处分权受到限制,仍对物进行处分。这必须与无权代理即以他人的名义处分他人财产严格区分的。因此,无权处分侵害他人财产权利的性质注定是不被法律所鼓励,无权处分行为当中直接关系到权利人、处分人、买受人三方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平衡,无论实体处理上还是在诉讼构造上,无权处分的构造都十分复杂,被称之为“民法上的精灵”。而无权处分合同即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直以来也争议颇多,有效说、效力待定说、无效说等,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前,实践中一直引用合同法51条,在司法实践上形成通说即无权处分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事后取得处分权方为有效。2007年物权法出台后,物权法106条的善意取得制度也对无权处分合同进行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在2012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了,该解释的出台,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浪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一个重要依据是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即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相区分。在买卖合同当中,合同仅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而所有权的转移才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因此,考虑合同是否有效只要具备当事人适格,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不具备无效的法定事由即可,并不要求处分人对标的物有处分权,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涉及的是所有权能否顺利转移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与合同效力无关。

    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对相关法条的影响因法律制定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法律条文一般均需对其进行阐释才能更加准确的适用司法实践,一个司法解释的形成不仅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中具体的应用问题,还需遵循以法律文本为依据,即解释必须符合立法本意,而不能创设法律,造成法律的弱化或空置。(一)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关系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中“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反面来推敲即无权处分合同是有效的,但合同法51条语义明确、不生歧义,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显而易见的两者就是矛盾的。有的学者试图从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加以区分,认为合同法51条中的“处分”行为不是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认为处分行为效力待定,但买卖合同是有效的;有学者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看做是特殊性的规定等等。在此不想绞尽脑汁的给两者找合理借口,矛盾就是矛盾。滞后性就是法律的特性,法律不可能完美,总会存在着不合时代需求的地方,这是一种常态,本文关注的是法律亟待完善时,司法解释能否僭越法律,显然不能。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对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问题所作的说明,即司法解释文义生于法律,只是一个对法律阐释的过程,并不是造法、立法,其必须在法律的本意范围内,不能违背法律原意、更不能与法律相矛盾。因此,合同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作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适用位阶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司法实践中,几乎在所有法官眼中,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上方宝剑,就是标杆,甚至可以高于法律的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一出台等于直接否定了合同法51条的存在,相信法院在审判当中更多的会去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而不再考虑合同法51条。法律有缺陷的时候,唯有立法者通过正当程序才能修改法律,合同法51条在1999年制定颁布的,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符合时代要求可以修改,但现在通过一个司法解释给盖棺论定了,这有悖立法。(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物权法第106条的关系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待定不利于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于是出现了善意取得制度,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制度是否还有适用的余地。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应当是当事人无法根据有效的合同取得所有权且符合一定的条件:第一,受让人受让时善意;第二,以合理的价格;第三、依登记的已登记,不需登记的已交付。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无权处分合同直接有效,善意取得制度对无权处分合同而言几乎没影响了。诚如有的学者提出,善意取得制度主要解决的是物的归属问题,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仅是考量债权合同效力问题即原因行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等于必然取得物权,善意取得的所有权会因合同的无效而无法享受买卖的权利义务。例如当标的物有瑕疵时,善意的买受人会因无效的合同无法请求质量瑕疵赔偿责任。但此时该如何平衡善意取得制度原始取得物权和基于合同有效法律行为取得物权的关系,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原所有权人不会再对该物形式任何的权利,而合同有效基于法律行为取得为继受取得,原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例如甲将代乙保管的笔记本电脑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不知情的丙,若依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丙善意取得笔记本电脑,真正权利人乙无权追回。此时,笔记本电脑出现瑕疵,丙若想追究甲承担质量瑕疵责任,必须依据有效的合同即无权处分合同有效,那丙取得笔记本是否又变成基于有效合同继受取得?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和基于合同有效取得物权该如何适用还有待考量。四、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影响未来货物买卖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壮大的产物,本文暂且不评价合同法51条不符合时代要求这一因素,因为这就是法律的滞后性。细看抨击合同法51条无非是合同效力待定,若真正权利人不予追认或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合同无效,此时买受人只能请求缔约过失责任而不能请求违约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违约责任赔偿履行利益,两者相差甚远,不利于保护受让人。而责难善意取得制度是因为其适用的前提是无法根据有效的合同取得物权即合同是无效的,合同无效时,买卖双方不能依此享受或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典型的就是质量瑕疵责任的承担。那应运而生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又给司法实践带来哪些困惑。   

    (一)现行有效的合同法51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该如何选择适用通过上文的分析,两者之间都是现行有效的条文规定,但显然两者至少从文义上理解是无法做到统一的,司法实践中该如何适用?如当年合同法制定时流传的一个设例:国人甲将天安门的城楼出卖给外国人乙,并签订了买卖合同,此时,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会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宣告该买卖合同有效?又诚如近年来嚣声四起的购买钓鱼岛的闹剧,假如真存在一份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会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宣告该合同有效?虽然例子有点极端,但却是法律适用该如何选择的难题?梁慧星教授曾回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创设其实是对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解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更多的是为未来货物买卖而做准备的。至此,本文认为,自实施以来争议不断的合同法51条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且规定在总则当中,是对无权处分合同一般性的规定,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作为分则的具体解释,适用范围应当有所限制且明确。  

    (二)无权处分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观因素是否还应考虑。按语义理解,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显然不把当事人的主观因素考虑在内,有学者主张“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属于负担行为,该合同之效力,不以处分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要件,也不当然受到双方主观上是否善意之影响”,有学者认为“如果对恶意的相对人也要予以保护,从客观上不仅鼓励了无权处分行为,而且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对于善意的买受人或恶意的出卖人显然是条文规定的情形,但恶意的买受人或是“善意”(不知为他人之物而过失的出卖)的出卖人该如何认定。本文认为,判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还是应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了,但在无权处分合同中,若买受人明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仍签订合同,那么其目的显然是通过签订合同而达到获取某种利益的目的,这不仅有违合同订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还助长买受人借签订合同获得某种不当利益的恶意之风。推崇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认定无需考虑当事人的善意与否,认为合同有效并不当然获得物权,显然是对合同本意的一种误读。一份合同的效力或者说一个行为的效力问题最根本的是意思表示真实,而买受人明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仍签订合同,说明其是向通过合同这一合法的形式获取某些不当的利益,那签订合同当然不属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用物权能否顺利转移来推定合同效力问题是否属于本末倒置。而对于“善意”的出卖人而言,认为则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4条中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可行使撤销权。

    (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类能否类推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仅对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那其他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该如何认定,如无权处分抵押合同、无权处分质押合同等。有学者认为该条款不仅仅适用于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还适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而处分财产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即这里的处分不一定指出卖,还包括赠与、抵押、出租、质押等。例如甲代乙保管笔记本电脑,甲向丙借款5000元,把乙的笔记本电脑质押给不知情的丙。此时,这份无权质押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本文认为,目前这份无权质押合同还只能是效力待定合同,虽然其本质跟无权处分买卖合同相同,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出台时,不能冒然的类推适用。五、结语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商品和社会的财富不断的通过交易流转和增加,交易安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无权处分买卖合同有效论防止了大量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的风险,能够更全面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值得肯定。孔子曾经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本文认为,合同法第51条施行至今已逾16年,一直争议不休并未有统一的论调,并不是立法者的视野蒙蔽或者听力不聪,有时候法律中存在的不完美条文,而是对一些立法政策一时难以抉择的选择,我国尚未有民法典,也未明确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更没有形成物权独立性的理论,简单的依据物权法第15条就确立区分原则未免名不正言不顺,或者说或是说通过司法解释来揭开多年来闭口不谈的物权独立行为等是否显得理论基础根基薄弱。因此,法律保留相对的弹性以适应社会瞬息万变或者有利于司法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有时候也是一种具有远见的立法智慧,那种急不可待用超前的司法解释去弥补立法留下的不完美,恰恰与立法本意及司法适用的特性迥然不同。